【铭记抗战历史 共筑时代辉煌⑪】碧血丹心：抗日烈士陈丽川的革命之路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场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龙川人民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光荣见证。我们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心中涌起的是对先辈们的深深敬意和无尽怀念。

　　为缅怀先烈、弘扬抗战精神，再现龙川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龙川县融媒体中心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特别策划推出“铭记抗战历史 共筑时代辉煌”专栏，深入挖掘整理本土抗战史料与珍贵档案，让沉寂的遗址、沉睡的文物重焕生机，再现龙川儿女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与历史贡献。

　　陈丽川，又名陈丽州、陈金滋。1903年3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龙川县通衢镇华城苏茅田村一个贫苦家庭。家中有兄妹七人，他为兄长。他自小聪敏过人、吃苦耐劳、生活简朴，得到亲友的支持，陆陆续续得到读书的机会。1927年6月，陈丽川毕业于龙川一中，成绩名列榜首。1927年秋，考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28年春，转考广东陆军测量学校（公费）。面对国家灾难，他辞去广州的工作，毅然北上，在“抗大”学习，于1938年，以优良成绩毕业于“抗大”，返回广州，从事宣传、组织抗日救国运动。1942年夏，在日伪顽军的突然袭击中，不幸中弹牺牲。

　　陈丽川自小便知贫苦农民的艰难，同情贫苦大众。由于陈丽川天资过人，父亲只盼他来日能“支撑门户”，便全力支持，节衣缩食，决计再给他求学机会。因此，他以优良成绩考入龙川县立中学（今龙川一中）。在学校期间，时值龙川农动蓬勃兴起，波及城乡各地。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川中师生举行的各种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并在佗城、老隆等圩镇焚烧日货，号召城乡人民洋货，以打击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

　　1926年春夏间，陈丽川参加川中师生积极配合县内各界及龙川留省学会进行反对贪官——龙川县长陈逸川的斗争。然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业，他更加刻苦求学，希望自己能有真才实学，以报效国家。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作业簿和考试卷，在校园内多次被陈列，一手好书法更是出类拔萃。1927年6月，陈丽川毕业于龙川一中，成绩名列榜首。学校特派“报锣”人员由县城来到他家敲锣报喜以示祝贺。

　　1927年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招生。当时的国立大学招生名额，大部分被有权势者占有，剩下少数才由有真才实学者竞争。陈丽川应考入录。然而，一个农家子弟到省城读书谈何容易？为供陈丽川入学，家里人除在租佃地里勤耕细作外，二靠借债，三靠拨给他的一点祖尝儒租（宗族社会由上代留下一定数量的田产，以资助后代读书之用）。因家贫房弱，应摊给陈丽川份上的儒租谷，也受族中权势人士刁难，未能均等享用。终因家中手头拮据，无法再供他上学，陈丽川只好在上了半年中山大学后，于1928年春，转考广东陆军测量学校（公费）。在测量学校里，他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毕业实习时他不畏艰辛，要求分配陆地三角的测量任务，足迹几乎遍及广东全省。当完成毕业实习任务后，他以测校优秀课员的身份被借调到广西测丈人员训练所任技师。1930年2月毕业于广东陆军测量学校第11届地形科，同时，被该校留下任少尉识员达4年之久。任教期间，他对测量技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深得学员好评。

　　1934年10月陈丽川调离测校，升任广东沙田测丈队技师。1935年夏，广州市警察局招员，陈丽川赴考核录为督察员。在职期间因公务关系，结识了广州市警察局长李洁之，遂于1936年8月经李洁之举荐，改任广州警察局警士教练所测绘教官。1937年2月晋升为广州警察局三等督察员。

　　当陈丽川在广州警察局任职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正处于中国与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时期。对日军的疯狂侵略，顽固派仍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压抑人民群众抗日爱国运动。蒋介石的这一倒行逆施行为，激起了陈丽川的极大不满和愤慨，他利用在警察局工作之便，常与中山大学进步学生（龙川籍）张克明、廖寿煌等秘密联系，将警察局内定的嫌疑对象——中山大学进步学生名单，及时转告张廖等人，并暗示他们要注意隐蔽，不可过于暴露。

　　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由于军队的节节溃退，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陷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尸横遍野。素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陈丽川，面对时难，更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想在警察局再干下去了，先将家眷托同乡陈国雄送回老家，便只身投入抗日救亡洪流中。正当陈丽川苦于报国无门时，他获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招生，丽川辞去广州警察局职务，毅然北上，迈步在寻求抗日救国的“抗大”道路上。

　　“抗大”第三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由于沿途设置重重障碍，通过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组织护送，陈丽川与钟坚起，随同一批革命青年于11月初来到全国抗日救国中心、中国中央所在地——延安。入学报名时，陈丽川易名为“丽州”（寓意使中华九州皆秀丽之意）。这期全校学员1271人，有三个大队共十三个队，丽州编入第三大队，大队长刘忠，政治协理员李干辉。

　　由于抗日游击战争需要大批能文能武的干部，在着重学好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的同时，学校更重视军事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生活。刘亚楼、许光达为他们讲授游击战术、军事地形学、单兵战术动作、团以下的战斗组织指挥、队列、射击、刺杀、爆破等军事训练内容。这些课程在陈丽川入学前的阅历中已有较好的基础，他成为队里成绩优秀的学员。

　　第三期开学后，各地知识青年仍纷至沓来，抗大校舍则显得十分紧张。罗瑞卿教育长号召全校教职工及全体学员，发挥我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往凤凰山自己动手挖窑洞，修盘山公路。通过这一传统教育和劳动锻炼，陈丽川对和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树立起跟走，争取抗日最后胜利，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组织。1938年，他又以优良成绩毕业于抗大，学校安排他返回广州，从事宣传、组织抗日救国运动。

　　陈丽川返回广州后，找到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遵照上级指示，他仍到广州警察局任职。为建立抗日武装力量，陈丽川积极活动，1938年8月得到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劳工部同意，举办了“广州市劳工干部训练班”，班主任为李洁之，陈丽川任教育长，地址在广州文明路原贤思分局旧址。学员发展到400多人，由陈丽川负责训练班的人事管理、教育、给养等实际责任。由于取得合法地位，全部武器由警察局发给，陈丽川注意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如朱文仞、朱逸心等人，并通过他们的紧密配合，在劳工干部训练班内建立起党组织掌握的秘密抗日武装。同时，他又率领学员到市郊沙河龙眼洞一带挖战壕，搞军事演习等。他还主办《劳工》刊物，并亲自撰稿，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班内的骨干分子，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使全体学员抗日救国情绪高昂，军事训练不怕苦累。学员们到处张贴标语和书写墙标，号召全民抗战，成为一支抗日的重要力量。同时，陈丽川还亲自去劝导、争取进步人士李伯球、江华及当时的虎门要塞司令陈策等一致抗日。不断将进步刊物（如广东省委主办的《收获》）送给进步青年阅读，鼓励他们踏上抗日征途。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省委机关迁粤北重镇韶关，陈丽川也率“广东省劳工干训班”学员经肇庆转到韶关来，驻在东河坝。那时，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已经撤销，李洁之任第四战区总监，将训练班全体人员改编为兵站总监部监护队，陈丽川任队长，从而解决了训练班全体人员的给养。在北撤韶关时，陈丽川沿途亲自写抗日救亡的大幅墙标，宣传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不少有志青年都加入干训班行列。到达驻地整训后，陈丽川准备把队伍开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春，正当陈丽川率领监护队（原劳工干训班）内的秘密武装迅速发展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怀疑监护队内有“异党分子”，强行下令遣散，中断给养，否则，以武力缴械。陈丽川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劳工干训班被迫解散了。那时，广东省委青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动员100多名党员和大批进步青年参加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接受军事训练，结业后分配到各师、团做政治工作。党组织在政工总队建立工委会，书记为廖，由广东省委青委书记吴华直接领导。工委提出“努力学习掌握军事知识，改造旧军队”的口号。为此，陈丽川编入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补训组（组长丘誉，驻粤北翁源县江尾镇）第五野战补训团（驻江尾香泉水）任团政治指导员。不久，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秘密来到翁源香泉水对陈丽川说，准备在这一带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陈丽川实地勘测，并绘有马娄山一带的地形草图，向张文彬汇报：马娄山腹地不广，给养困难，回旋余地不大，迂回游击易受敌人威胁。凭着在陆军测量学校时所掌握的数据，陈丽川建议，不如到罗浮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后为东江纵队游击根据地）更为稳妥。

　　为在补训团建立秘密的抗日武装，陈丽川除向全体官兵开展抗日救国的政治宣传外，他趁探家机会，动员了一批家乡的爱国青年陈全添、陈强、陈肋、陈奎文、叶育才、曾亚桥等参加补训团或游击队。为取得合法地位，解决给养问题，陈丽川曾向第四战区司令部呈报，欲收编连平、忠信一带的大刀队以扩充这一秘密武装队伍（大刀队是一支贫苦农民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但终未获准，改由司令部另派员收编。然而，这一行动却引起了团长王辉的不满，竟被其暗中指派亲信副官，企图谋害陈丽川。幸被朱逸心、陈大添等及时发觉，才免于遇害。由于陈丽川与团部的矛盾日趋激化，按地下党组织指示，1939年6月他辞职离开补训团返回韶关，安排在当地搞统战工作。

　　1941年春，陈丽川回龙川见到张克明，两个致力于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彼此均为抗日救亡运动而操劳。当时，老隆师范学校校长叶青天（那时老隆师范于1938年12月被日机轰炸后，已迁鹤市社坑办学）见陈丽川回来家中，愿以高薪聘任他到隆师任教。陈丽川却婉言谢绝说：“国难当头，民众疾苦呼声先耳，我不想安享高薪，且我现有职在身，谢谢你！”据传闻，在韶关的广东省政府曾派人来追捕他，因此，他不便在家久留，很快又折回曲江去了。

　　1941年4月顽固派逮捕了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工作的工委书记廖，以致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第十二集团军。遵照粤北省委指示，凡能在政工总队秘密坚持的党员要继续留下，不能再坚持的则迅速转移，或到各地方的党组织做地下工作，或到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参加武装斗争。由于陈丽川在补训团内早已引起顽固派的注视，不便留在粤北地区做地下工作。正当他在徘徊之际，得知张克明要去香港，便欲与他同往。鉴于广州早已沦陷，他们打算从汕头搭船到香港。恰好那时，韶关有位张克明的香港朋友夫妇去广州，便邀张、陈两人同往。一周后，陈丽川与张克明来到香港。

　　到香港后，他们一时没找到落脚处，陈丽川便在一平民区租来一个床位安身。他来香港是为了先找党组织的关系，再去参加游击队的。1941年8月得到香港地下党组织的介绍，陈丽川来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王作尧），后转入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参谋处任参谋。随着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随着人民政权的持续发展壮大，为保持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给养，抗日根据地的税收已成为根据地革命事业发展的经济支柱。1942年陈丽川调任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宝安税务总站站长。税站除筹集游击区军民抗日资金外，还负担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宣传、搜集情报等任务，严禁金、银、粮食、矿产品等战备物资出口，严禁毒品和限制焚化品、化妆品、迷信品等进口，他率领税收工作人员与抗日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在各税站经常遭敌人围剿、袭击的情况下，他所在的税务站税收收入仍不断增加，除保证本大队给养和上缴总队外，仍有储备。同年夏天，在一次日伪顽军的突然袭击中，陈丽川率税站人员转移掩蔽，途中不幸中弹牺牲，享年40岁。正是生命熠熠生辉、闪烁光华的年华，他谱写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壮丽篇章。